第五部  十五

  我不愿到编辑部去吃早饭,于是来到莫斯科大街上,走进一家小酒馆。我喝了几杯伏特加,要了条鲜鱼下酒,我盯着盘里切成薄片的鱼头,心想:“这也值得记下来,鲱鱼有珠母色的腮。”接着我吃了一道沙锅炖的酸白菜焖鱼。酒馆里人客满座,低矮的餐厅里,飘散着薄饼和煎胡瓜鱼的气味和呛人的油烟。白衣跑堂弓着背,仰着后脑勺穿来穿去,象跳舞一般。体现了俄罗斯精神的老板,神气活现地站在柜台后面,斜着眼监视着每一个跑堂,既严厉又笃信上帝,这是他早已演惯了的角色。在小市民围坐的桌子中间,轻轻地走动着几个黑衣修女,她们穿着粗笨的带提靴环的靴子,身材矮小,象白嘴鸦一样。她们默默地向小市民们鞠躬,递上封面上饰有银边十字架的小黑书,小市民们蹙起眉头,从钱包里挑出几枚难看的戈比……这一切似乎是我的梦的继续,伏特加、酸白菜焖鱼和童年的回忆使我微微有些醉意了,泪水不由涌了上来……回到客栈后,我躺下就睡着了。醒来时已是薄暮时分,心情惆怅和懊悔。我对着镜梳了梳头,发现自己的头发太长,艺术家的风度太过分了,看着不舒服,就上理发馆去。理发店里坐着一个矮胖子,围着自罩布,脑袋亮光光的,一双兜风耳,活脱脱象只蝙蝠。理发师在他的上唇和两颊上涂上一层厚得出奇的肥皂泡沫,拿把刺刀灵巧地刮了又涂,涂了又刮。这一次是从下往上刮的,轻轻几下,就草率完事。蝙蝠叉开两腿,抬起半截身子,拉开罩布,弯下腰去,一只手按住胸部,另一只手洗那通红的脸。

  “洒点花露水吗?”理发师问。

  “要一点。”蝙蝠说。

  于是理发师用喷子咝咝地喷了点花露水,又用一条毛巾轻轻地沾了沾蝙蝠的湿润的双颊。

  “先生,请!”他揭掉罩布,话音清晰地说。蝙蝠便站起来了,那模样可真吓人:一双大耳伸在大大的脑袋上,面孔又大又瘦,象张红羊皮,刮过的脸上,眼睛发出婴孩一般的亮光,嘴一张,黑洞洞的。他身材矮小,宽肩膀,躯干短得象蜘蛛,而且腿又细,象鞑靼人那样弯着。他塞给理发师一点小费,穿上漂亮的黑大衣,戴上圆顶礼帽,点起一支雪茄,走了。理发师转过身来对我说:

  “您知道他是谁吗?是头号富商叶尔玛科夫。您知道他一向给多少小费吗?您瞧!”

  他伸开手掌,开心地笑着说:

  “不多不少,两戈比!”

  理完发,我又习惯性地上街溜达溜达。孤独和忧愁使我早已养成上教堂的习惯,一看见教堂的庭院,我就进去了。诵经台周围高高的烛台上,成束的蜡烛发出灼热的光,照得教堂里暖融融的,充溢着一种忧郁的节日气氛。台上放着一个铜十字架,十字架上镶着假宝石,神职人员站在台前,满含怜悯和悲伤之情唱道:“主啊,我们在你的十字架前礼拜……”暮色里,一位大个子老头儿站在门口,他穿一件长长的厚呢外衣,一双皮套鞋,身材粗壮结实,象一匹老马。他也跟着唱,似乎在教训什么人,声音低沉而严厉。诵经台旁的人群中站着一个香客,他面前的金黄色的烛光和煦地照着他。他长得象穴居人一样干瘦,清癯发黑的脸孔低垂着,严肃而冷静。又长又黑的头发一绺绺地象原始人、僧人和妇女那样耷拉在两颊上,几乎看不清他的模样。他左手紧握一根长木杖,日积月累,木杖被磨得光亮亮的。他背后背着个黑皮囊,独个站在一旁,一动也不动,和别人保持着距离。我看他,热泪盈眶,胸中升腾起无法抑制的对俄罗斯、对祖国、对她全部蒙昧的古代缅怀和感伤之情。有个人站在我后面,用蜡烛轻轻碰了碰我的肩膀下面,我转过脸一瞧:原来是个老太婆,她穿一件肥大的外衣,披一条大围巾,弓着身子在我背后,暴着一枚牙齿。她说:“敬十字架用的,老爷!”她的小手冻得冰冷僵硬,指甲青紫,我顺从地接着蜡烛,很高兴,于是朝耀眼夺目的烛台迈了一步,笨拙地把这支蜡烛同其它的蜡烛搁在一起。我的笨拙动作使我感到客臊,突然,我起了一个念头;“走!”于是,我后退一步,鞠了躬,迅速而小心翼翼地在黑暗中向大门走去,身后留下教堂中舒适可爱的光明和温暖。台阶上,迎接我的是阴冷的黑暗和在高空中呼啸的风……我戴上帽子,对自己说:“走!”决定到斯摩棱斯克去。

  为什么要到斯摩梭斯克去?我想望过勃良斯克的一切,勃良斯克森林,勃良斯克绿林好汉……我拐进一条胡同,走进一家小酒馆。有个无赖正坐在桌旁低着头,借酒装疯,大声叫道:“我自作自受,落得当苦役的下场!”这是一出俄国人惯演的顾影自怜的把戏。另一张桌旁有个人仰着头,嫌恶地望着他,那人蓄着两撇稀疏的小黑胡子,脖子细长,喉包尖而大,在颈前薄薄的皮肤下面蠕动,看来是个小偷。柜台旁有一个高个子女人,酒气醺天,晃晃荡荡地摇着身子,她的连衣裙湿漉漉的,紧贴在两条细腿上,显然是个洗衣妇。她敲着柜台,正向掌柜诉说什么人的卑鄙行径,手指控洗得干干净净,象玻璃一样放亮。一只盛着伏特加的棱形酒杯摆在她面前,她间或端起来拿在手中,却总没喝,一会儿又放下来,接着话题说下去。我想喝点啤酒,可是酒馆里空气霉湿,冲鼻难闻,灯光也太暗,还有水从结了冰的小窗台上,从窗台上的一堆烂抹布上流下来……

  偏巧,阿维洛娃家的餐室里来了几位客人。“啊,我们可爱的诗人!”她说,“你们还不认识吧?”我吻了吻她的手,又同客人们寒暄了一番。同阿维洛娃坐在一起的是一位老先生。满面皱纹,唇髭剪得齐齐整整,还染成了揭色,头上的假发也是褐色的,身穿白丝背心和黑色常礼服。他赶忙站起来,鞠了躬,谦恭地回敬了我,动作出奇地灵活,与他的年龄很不相称。我挺喜欢他的常礼服大襟上镶着黑缏,一见之下不禁动了心,极想自己有那么一件才好。桌子正中坐着一位太太,爱絮絮叨叨又善于词令,她向我伸出象海豹的鳍脚一样结实丰满的手,手光滑得象枕形肉包子一般,上面可以看到手套接缝留下的一行行齿形压痕。她口齿伶俐,说话急促,还多少带点喘息。她完全没有脖子似的,身子相当肥胖,特别是后背和两腋附近。她腰间的紧身束得紧紧的,象卵石一样滚圆、梆硬,肩膀上搭着一块烟灰色毛皮。毛皮的气味掺和着沁人心肺的香水、毛料衣服、温暖的身体的气味,浓烈得真叫人难以透气。

  十点钟,客人们起身告辞了,临行恭维了主人一番。

  阿维洛娃笑了起来。

  “哎,总算走了!到我房里坐坐吧,该把这儿的气窗打开……咳,亲爱的,您怎么啦?”她娇嗔地说,同时向我伸出两只手。

  我握着她的手说:

  “明天我要走了……”

  她惶惑地看了看我:

  “上哪儿?”

  “斯摩棱斯克。”

  “为啥?”

  “我不能再这样过下去了……”

  “去了斯摩棱斯克又会怎么样呢?来,咱们坐下来吧……这是怎么回事……”

  我们坐到沙发上,沙发上罩着的是夏天用的条子斜纹布套。

  “您看这斜纹布,”我说,“跟火车上的一模一样。甚至看见这斜纹布我的心就不能平静,连它也催我走呢。”

  她往里坐,两只脚就露在我眼前。

  “不过,为什么去斯摩棱斯克?”她问,用疑惑不解的眼光盯着我。

  “然后去维切布斯克……波洛茨……”

  “为啥,”

  “不知道。首先,我很喜欢这几个地名:斯摩梭斯克,维切布斯克,波洛茨克……”

  “这不是开玩笑吧?”

  “我没开玩笑。难道您不觉得,有些地名可真好听?斯摩棱斯克古时候经常遭到兵燹和围困……它甚至使我感到亲切。我们家族的一批古老的文契就是在那里的一场大火中烧掉的,因此我们失去了一些重大的遗产权和世袭特权……”

  “事情愈来愈糟了!您很想她吧?她没有给您写信吗?”

  “没有,不过问题不在这儿。总的来说,奥勒尔的这种生活我不喜欢。‘游荡的鹿知道上哪儿去吃草……’这里,我的创作无从着手。我整个上午都只有呆坐着,脑子里一团乱麻,象个疯子似的。我靠什么过日子呢?我们巴图林诺有个大姑娘,是小店主的女儿,已经没有嫁人的希望了,所以就靠尖酸刻薄过日子。我现在也是这样。”

  “简直是个孩子!”她温柔地说抚摸我的头发。

  “发育很快的只是低级动物,”我说。“再说,谁又不是孩子呢?有一次,我乘车到奥勒尔来,同座的是叶列茨区法院的一位法官。他是个可敬而严肃的人,长得象黑桃皇帝……他坐在那里看了好久《新时代》,后来起身,出了车厢就不见了。我有些不放心,也出去了,打开门走到过道上,由于火车轰隆响,他没有听见我开门,也没有见到我。您说我在过道上看见了什么?他在升降台上随着车轮的节奏天不怕地不怕地跳起舞来,两只脚搞出一些最冒险的动作。”

  她抬起眼睛望着我,突然意味深长地轻声地问:

  “咱们一块儿上莫斯科去好吗?愿意吗?”

  我浑身一震……满脸通红,喃喃地谢绝了……直到如今,只要我回忆起这一时刻,我就痛惜这一巨大的损失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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